特別國債跟一般國債比，有幾個區別：

• 第一、一般國債沒有用途限制，特別國債都是專款專用

一般國債是用來彌補財政赤字的，自然沒有用途的限制，但特別國債都是專款專用，事先都有明確用途，比如：

?1998年特別國債，用于補充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資本金；?

?2007年特別國債，用于即將成立的匯金的資本金；

2020年特別國債，用于抗疫；

另外，2017年、2022年包括今年的特別國債都是續發，即借新還舊。

• 第二，一般國債大部分用預算內支出，年初通過人大即可，特別國債都是預算外的，需要特別審批。

為什么要區別一般國債和特別國債呢？

因為預算內的國債需要計入赤字率，而特別國債可以不計入赤字率，所以一定要加“特別”這兩個字，表示特別國債只是特事特辦，明年還要繼續保持3%的赤字率。

但如果就是需求刺激需求，預算內的錢不夠了，又沒有特別的用途，怎么辦呢？

去年就是這樣的情況，年底增發的超長期國債的名義引發了巨大的關注，它的用途仍然是預算內的，但由于經濟下滑超預期，年初的財政預算資金不足以支持經濟，高層決定增發1萬億國債，實際上不是以“特別國債”，而是以“增發國債”的名義，那么就要納入財政赤字管理。

萬億特別國債是小錢，突破3%的赤字率才是意義重大！

一萬億特別國債。這件事，大部分民眾聽聽也就過去了，但它對中國人生活的影響可能重于這幾年的任何一次發債。

首先是用途：

今年一季度以來，高層一直強調的是“高質量發展”，實際上就是不搞傳統的基建，但這一次發債的用途很傳統，用于災后重建和基礎設施補短板，但大家都心知肚明，今年的災情并不比以前多多少。

同時要求盡可能前置，形成實物工作量，就短期而言，基建見效快，明年一季度甚至上半年的經濟數據會很漂亮。所以意圖明顯到就差把八個字寫在紙上——刺激經濟，財政擴張。

今年地方財政到了最困難的時刻，很多地區連地方債的利息都付不起，部分地區的公務員工資都成了問題。

地方財政困難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，很多人覺得自己不吃勞保、不做公務員就沒有影響，但這兩年各地愈演愈烈的各種花樣罰款，都與地方財政緊張有關。

數量上看，年初的預算中，由于對賣地收入下降估計不足，1-9月，地方政府性基金本級收入增速為-16.3%，測算全年距離年初預算將存在1.1萬億元的缺口。增發這一萬億國債，并且轉移支付安排給地方，明顯是為了解決這一缺口。

對于地方政府而言，雖然國債是專款專用，但實際上地方政府例行都有這一類支出，有了國家轉移支付的支持，原來的支出可以解決其他問題。

第二個意外是時間上，四季度調整預算很罕見。

我國財政史上僅有三次年內追加財政赤字，分別是1998、1999、2000年，這三年很多人都知道，是國企脫困的三年，也是財政最困難的三年，之后都是年初的預算鐵打不動，再大的困難明年再說。

2000年以后，年中頂多的就是發特別國債，但都是有特殊用途的，不列入財政赤字，也不需要通過預算安排來還本付息。

突破財政赤字率，才是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。

之前，很多人既希望又都不太相信會突破財政赤字紅線，因為這條3%的紅線，政府守了幾十年，不是大災大疫這種特殊情況不會突破，而這次在正常年份的突破，如果未來變成慣例，本身的意義遠遠超過1萬億這個數字，就標志我國的財政從量入為出的古典財政思路，轉變為債務擴張驅動性的現代財政思路。

這是更深層的意義。

從實踐上說，美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，開始QE，即財政擴張的同時，定向把流動性流入實體經濟，疫情之后，財政擴張更是兇猛，美國的這個財政擴張實驗到目前為止非常成功。

美國的債務率高得嚇人，但做大的資產規模后，對全球的資金、人才、技術，形成虹吸效應，以保證“全球收稅權”，再通過國家實力逼迫他國打擊“離岸避稅”，以保證產業鏈利潤回流，保證自己未來的財政收入也能相應增長，不會進入債務陷阱。

現代政府不只是服務型政府，還是經營型政府，紙幣是民眾對政府的信任，征稅是民眾賦予政府的權力，有了這兩樣東西，政府就可以“經營”，貨幣信用杠桿可以加速做大資產和財富，征稅權是債務擴張背后的保證。

政府轉變為經營型政府后，財政就不僅僅是保障性質的，更是國與國之間——特別是大國之間的競爭武器，你如果保守，你的優質資產就會被其他擴張性財政的國家給吸走，你就會陷入資產通縮。

你越通縮，財政越收縮，資產就越保不住，稅源也保不住。優質資產和稅源走了，剩下來的不良資產，導致財政稅收能力大大降低，反而更容易造成債務危機。

這個有點像三體里的降維攻擊，就算你潔身自好，認為過度財政杠桿是一種危險的“比濫”，不想參與，那對不起，很可能你的競爭對手沒垮，你就先垮掉了。

對國內也是如此，債務就代表人民的生活水平，每一次提升都會帶來民眾滿意度的提升，但再降就痛苦了，得而復失比從沒有得到更痛苦。

未來財政能力競爭的時代，財政收入成為國家核心競爭力，大部分時候都是財政擴張，利率降低，只有少數時間，遇到通脹壓力了，才會階段性的收縮一下財政，利率短暫沖高。

當然，重啟擴張型財政，又會遇到一個老問題——政府投資的效率低下。這個問題地方政府無法解決，中央政府也同樣如此。

所以財政投資要回歸公益性，沒有直接回報，而是通過改善投資管理、提高社會管理水平來激發民間投資的信心，擴大稅基，用增加的稅收來解決債務擴張后的利息支出。

至于負債本身，已經變成了公益性資產，成為民生福祉的一部分，長期發揮作用，根本不需要收回。

當然，現在說財政轉型，為時過早，還要看明年經濟止住下滑后，是否會繼續這種擴張型的、有一定進攻性的財政運營思路。

不過，去年的那1萬億增發國債又跟一般國債有所區別，雖然是預算內，但它仍然是專款專用，用于防洪水利等八大國家重點戰略，不能挪用，所以今年下半年又新增了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兩個用途，還需要特別批準，這就是增發國債的另一個特點——“納入特別國債管理”。

不要小看“納入特別國債管理”這八個字，它意味著這些增發國債都要有對應項目，需要論證，還要通過人大審批，也是政府的自我債務約束，這就是現在證券市場非常關注11月8日結束的這一次人大會議的原因。

到這里，增發國債跟特別國債的界限也進一步模糊了，未來可能變成一種常規安排，這樣3%的赤字率就慢慢被淡化。

很多人可能不理解，反正都是國債，分那么細但界限又有點模糊，何必呢？

這個區分很多國家都有，比如日本分為赤字國債和建設國債，對應我們的一般國債（增發國債）和特別國債。像我們這樣的大國，管理都必須制度化，又要有一定的彈性去適應時代的變化，所以也要不斷創造新名詞去適應新制度和老制度的過渡。

其實吧，中央政府發的債都是很規范的，真正讓人頭疼的是地方債。

專項債都是地方政府發的債，我國以前地方政府是不允許發債的，后來由于地方經濟發展的需要，漸漸突破了，但最初還是遮遮掩掩，不叫地方債，而叫“專項債”，也有特事特辦、下不為例的味道。

地方政府突破發債的限制，是從2008年的“四萬億”開始的，因為這四萬億中，中央政府只出一萬億，剩下的都是地方配套資金，但地方上沒有錢，又不讓發債，所以各地就用“城投公司”這個企業化的發債主體，繞開了這個限制，但因為債務都是用財稅收入或土地擔保，所以它實際上是地方政府債。

由于地方債避開了財政預算的限制，加上地方政府之間的政績競爭，以及全社會對高信用高收益率的理財產品的需求，2009-2014年，城投債爆發式增長，埋下了今天地方債務危機的種子。

1/4

化債，“化”的是什么？

10月12日的財政部的發布會后，市場忽然把“化債”當成利好，出了一堆化債概念股，真是讓人感慨漢語縮略詞的好處，因為砸鍋賣鐵式的“化債”，正是近一年“財政緊巴巴、股市連連跌”的原因之一。

當然，這種情緒的轉變也是有道理的，因為發布會上，藍部長對于“化債”的定調跟之前有了很大的區別，未來的“化債”可能不再是過去的“化債”。

所以，第一次接觸到這個詞的人，很容易望文生義地理解為——把債務給“化”掉，覺得“化債”就是印鈔票，最終會引發大通脹。

然而，“化債”的全稱是“化解地方債務危機”，化解的是危機，而不是把地方債務給“化沒了”。

地方債務有什么危機呢？當然是還不起。化債簡單的邏輯就是，隨著土地財政的終結、地方收入大幅減少，債務增長，還款壓力增大，沒有能力繼續進行經濟建設。

中央財政發債融資，將資金借給地方，讓地方把債務人置換成自己的親爹（中央），降低自己的還款壓力，從而把精力放在三保、經濟建設上，推動經濟的復蘇。

在此用比喻講一故事：

劉富貴欠了一屁股債，無力償還了！

為什么劉富貴會負債累累呢？而且大部分是隱性債務！

因為，劉富貴想讓妻女過得好一些，也為了投資，借了一筆錢，在樓市最熱的時候，以利率5.8％借了200萬買了一套房子。

當然，此時經濟好，夫妻二人每個月還房貸還是比較輕松的。

然而，沒過幾年，大環境開始變差，夫妻二人工資收入減少，還房貸的壓力變得非常大，想賣掉房子變現，然而房價也不斷下跌，無法出手。

沒有辦法，為了每個月能夠按時還房貸，夫妻二人只能把孩子的課外班、興趣班給停了，旅游、下館子一律停止，物業費，水電費能欠就先欠著。

但是，日子還是過的緊巴巴的，沒辦法，只能把之前買的一些長期的投資、保險全部贖回，犧牲一部分投資收益，日子過的還是一天不如一天。

終于有一天，劉富貴的父親看不下去了，決定幫一幫劉富貴，但是父親也沒錢，不過他的資質比較好，可以找銀行借低息貸款，并且可以把還債的時間延長了。

但是，為了給亂花錢的逆子長長教訓，或個人能力問題。劉富貴的父親只是限額幫助，而不是無止境。

于是，劉富貴父親找銀行以3％的利率，先息后本的方式借了100萬，然后轉頭把這錢借給了劉富貴。

劉富貴拿著這筆錢，還了一半的房貸，每個月還款壓力大大減少，每個月又有了余錢，生活回到了正軌。

復盤這個故事，劉富貴的債務消失了么？

其實沒有，只不過轉移到了父親那里，而且由高息變成了低息或短債換長債，每月還款變成了每月付息。

但是，劉富貴的壓力大大減少，每個月又有了結余，又可以投資孩子的教育、妻子的美貌、自己的事業了。

而且，因為父子的關系，父親大概率會自己去給銀行還錢，可能借給孩子的這100萬，自己先去想法辦給還掉了。

過去十幾年中國經濟的高增長，是由地方政府的投資驅動的，地方政府的資金需求很大，只能通過高利率發債。

因為政府的信用級別很高，加上房地產上行周期，有賣地收入作為擔保，剛好滿足中國中產理財最核心的需求——比國債收益高，又不能有風險。

于是，供需兩旺，造成了中國地方債十幾年急劇膨脹。

可一旦經濟失速，房地產進入下行周期，沒有土地收入，地方政府的新債發不出了，別說債務，連利息都還不起，而且，越是窮地方，利率越高，越還不起，所以今年中西部地區財政稅收上才有那么多奇葩斂財操作。

可如果實在沒錢沒資產了，那怎么“化”呢？答案是“債務互換”。

打個比方，如果某人欠你錢，到期還不起，要求你再緩一緩，如果如果你覺得這個人不太像能還得起債的樣子，可硬要他也沒有錢，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同意延期，但條件是讓他再找個信用好且有錢的人擔保，或者干脆把這筆債務轉移到那個人的身上——這個人就是中央政府。

“債務互換”更重要的目的其實不是為了還債，關鍵在于優化融資結構，降低利率成本，這才是化債的核心。

所以“化債”并不直接增加赤字，不是股民做夢都想要的直接財政刺激，也沒有非股民擔心的通脹——如果有的話，那正在對抗通縮的政府，做夢都要笑醒了。

“債務互換”怎么會降低成本呢？

同一筆債務，如果債務人被換成有錢有信用者，利率就會降低，縣市一級的地方債換成省一級的，地方債換成國債，利率都會降低，再加上過去利率高，如果重新發債，新債（低利率）還舊債（高利率），債務質量就會大大提高。

另外，債權人的變化也是“化債”的重要途徑，之前的地方政府債務都是城投債，是各種銀行理財產品的底層資金中，負責提升收益率的，債權人都是追求相對高收益者，發行鏈條上還有大量的“中間商”吃差價，城投債利率直逼信用債，如果變成國有大銀行貸款，債權人變成銀行，那么利率也可以下降——所以財政部的發布會上說要發行特別國債向六大行注資。

不要小看利率，實際上，政府債是永遠“化”不了的，地方政府的債務，比如城投債，類似于永續債的形態，可以永遠借新債還舊債，內債的風險從來不是還不了債，而是還不了利息。

看上去，“化債”也不是很復雜，為什么開頭說化債引發了“財政緊巴巴、股市連連跌”呢？

2/4

化債進入深水區

化債并不是新事物，早在2015至2018年就進行過第一輪化債，全國31個省發了約12.4萬億元地方政府置換債，更重要的是，通過這一輪“化債”，初步建立了分類預算管理、債務風險預警及監管體系。

但這一輪置換之所以容易，因為它繞開了地方債務中最麻煩的“隱性債務”。

中國的地方債有多嚴重，這是一個說不清的話題，不同學者的估計相差巨大，其中最關鍵的在于，地方債中有多少隱性債務？

什么是“隱性債務”呢？如果你買過信托，你會看到底層產品都是一群從來沒有聽說過的地方國企的債券，但理財銷售人員會告訴你，這些是由地方財政擔保的。

所以化債之前，需要先弄清楚舊賬，包括承諾平臺的債務規模、已經形成的公益型債務和經營性債務。

如果這個隱性債務是純粹的公益性項目建設，這還好認定，但問題在于，很多城投公司也會借款搞自己的盈利性業務，雖然都算違規舉債，但后者沒有公益性，是公司債而非政府債。

有些地方政府會利用化債的機會，把政府債和公司債一起打包變成堂堂正正的政府債務，但中央肯定不會給你打這個如意算盤，地方政府想要化債，可以，需要先把債務一筆筆全部盤清，誰借的？錢給誰用？用來干什么？現在項目的情況是什么？

這里就會出現隱性債務的暴露與追責風險，近幾年一直有官員因為違規舉債而落馬，10月的落馬官員中，還有“政績觀錯位，不落實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，違規舉債，大搞政績工程”的說法。

所以在大家印象中，過去一年又是特別國債，又是專項債，感覺財政是擴張的，但實際上財政卻是收縮的。問題就在化債客觀上有諸多嚴格的條件，主觀上地方政府又認為有一定的風險，不是很積極。

大家想一想，一個一心一意還債的家庭，日子是不是會過得緊巴巴的？很多地方項目都停工了，所有的資產都拿來化債。

可以這么說，化債進行到現在，已經進入“深水區”，地方政府的潛力（包括主觀意愿）基本用盡，如果中央不出手，很難進行下去。

而中央出手，就是發高信用級別的國債去置換地方政府的債務，這也是大量經濟學家早早提出的建議。

但中央政府不會無條件救助“瀕臨破產”的地方政府，干了壞事的孩子，必須要先“接受懲罰”。

如果說2018年的化債是“會哭的孩子有奶吃”，上報的債務越多，獲得的政策支持力度越大。這次就不一樣了，如果上報的債務越多，未來地方的發展動能越受限制。

從去年 7 月的政治局會議提到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債務風險的大背景下，監管對城投債的審核較為嚴格，如果一個地區被列入名單，它就只能公開借新還舊，而且貸款審批過程相當繁瑣，導致整體債務規模收縮，用于基建等項目投資更是大大下降。

另外，地方債的用途很多都跟土地有關，所以化債又涉及到土地拍賣和“保交樓”等一系列更復雜的問題。

2022年以來，12個重點化債省市多數投資增速下滑，2023年情況更明顯，多數投資增速不及全國，部分省份錄得負增長。

全國12個重點化債省市的平均債務率水平2022 年大概是 76%，而其他非重點化債省市只有 48%，要降到這個水平，不知要到猴年馬月。

而現在，又到了拖不下去的時候了。

3/4

化債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

地方政府化債，就相當于做大手術，但不能打麻藥，工作不能停，只能邊手術邊工作。

可如果現在病人已經“半死不活”了，那是不是應該先把手術給停了，先輸營養液，把人給先養好了，然后再動手術？

這些債當初到底是誰欠的、誰用的，該殺該剮找當事人，不能讓現在的老百姓和現任干部受罪。

政府債務的償還來源是稅收，稅收又依賴經濟發展，債務必須在發展中解決，如果發展放緩，債務往往邊解決邊新增，解決的不如新增的速度，形成惡性循環。

今年以來，不斷下降的財政收入、全社會進入通縮、嚴重的失業問題，讓化債與經濟發展的矛盾越來越大，今年多地成立“砸鍋賣鐵”專班化債，影響經濟與社會穩定不說，更談不上可持續財政。

所以，這個結怎么解開，如果中央政府高抬貴手，把刺激經濟作為當務之急，先放寬條件把地方政府債務包了，把經濟搞起來再說。

但這么一來債務有可能會失控，甚至地方政府可能什么爛賬都趁機往里塞，之前就是因為提防這個，才進入的僵局。

化債本質也是“央地博弈”的一部分，在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中，中央定方向、定政策、定人事，但具體的事情都是由地方政府去做，好事壞事最終都要由地方政府做執行。

所以化解這件事之所以難，因為它集中了當前經濟發展中的一系列方向問題：

1. 以安全為先，還是發展為先？

2. 如何理清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權責關系？

3. 如何平衡長期高質量發展問題和短期的經濟刺激問題？

4. 政府投資與民間投資的關系？

所以，化債說一千道一萬，最后還是要看目的是什么？

4/4

化債進入新階段

財政部9月12日的那場引發國內外投資者關注的發布會，本意是想聽到一些刺激經濟的計劃，沒想到“化債”成為最引人注目的主題，藍部長在會上明確表示，將出臺近年來支持化解債務力度最大的措施，并承諾加大力度置換地方政府的存量隱性債務。

再加上近期《學習時報》上有一篇文章《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債務風險要堅持正確理念和方式》，化債可能以此為標志，分為兩個階段：

之前的“化債”，更強調削減債務存量，抑制地方債過快增長，嚴控各類新增隱性債務；而近期的一系列信號，可能標志著對過去“砸鍋賣鐵”運動式化債的糾偏，地方要兼顧化債和經濟發展，經濟發展擺在重要位置。中央幫助地方加杠桿來搞基建，做大經濟蛋糕。

所以，這一次“化債”重回投資者視線，確實有可能帶來一系列利好：

首先，地方債務的置換，實際上是對實體經濟信用的一次重塑，提升了信用等級，降低了融資成本，減輕利息負擔，延長了負債周期，以時間換空間，支持經濟增長；

其次，有增量的“化債”，將改善地方政府的財力，雖然這種改善不如專項債直接用于建設那么明顯，但總體上是積極的；

再次，“化債”分區域進行，債務正常的經濟發達地區的“化債”加杠桿，債務負擔重的地區“化債”以安全為主，經濟實力較強但未獲顯著額度的區域，預計此次也將獲得更多的置換額度；

最后，中央資金支持逐步到位，一定程度上彌補新增債務帶來的融資缺口，化債后有望打通經濟堵點，有助于地方政府騰挪出資金推進存量項目以及開展新項目。

所以說，能不能讓“化債”工作重新回歸到經濟增長的框架上，是這輪行情能不能演化的關鍵。

這里就看到赤字率紅線的意義，政府天生有發債的沖動，一旦失去約束，失控是必然的結果，還不如“先正名，再規范”。

于是，到了2014年，地方政府突破發債的法律限制，一般地方債納入預算管理，同時在“一般地方債”之外，又發行了專門用于解決地方債務危機的“專項債”。

所以“專項債”最早的用途，就是用來化債，把城投隱性債變成正式的地方債，2015年的第一輪化債，直接讓地方政府上報隱性債，有多少化多少。

“一般地方債”和“專項債”的區別，類似于前面的國債和特別國債，前者沒有用途限制，后者是要對應項目，專款專用，所以叫“專項債”。

在政府管理中，一個名詞一旦合法化后，它的意義和用途就開始擴充，只要有合理的項目，就可以叫“專項債”。

到了2017年，“專項債”最大的用途變成了支持棚改，后來又擴大到土地儲備，變成了土地債，因為只有這些項目才有可能達到專項債的項目回報要求。

到了2019年，專項債用于土地用途被中央叫停后，由于進入新一輪財政刺激周期，又開始用于基建，特別是2020年遇到了疫情，專項債的發行規模急劇上升。

專項債對于基建的意義重大，因為中央規定，地方基建項目必須先有20%~25%的項目自有資本金到位，才能開工，這是為了約束地方濫搞基建而設定的門檻，但到了需要積極的財政政策時，就要想辦法突破。

規矩不能壞，但可以讓財政部“打補丁”，規定專項債可以視為財政資金，這樣就能名正言順地作為項目自有資本金，基建項目就可以開工了。

不要覺得這么做是自欺欺人，專項債不是地方政府想發就發，是需要發改委審批的，這好歹也算是有個約束。

不過，由于我國已經過了大規模基建的階段，現在的項目大部分都不符合專項債項目回報的要求，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債務壓力，所以到了去年，專項債用于基建的規模縮小，又開始回到它最初的使命——化債，以新債化舊債。

之前不是化過債了嗎，為什么又要化債了呢？

雖然專項債都是用于預期外的收支，但它的利息支出卻是預算內的，利息只能靠稅收和賣地的收入，由于歷史債務太多，遇到今年財稅收入下降，土地更是拍不出去時，利息也付不出了，所以還要繼續“化債”。

你看，專項債就是一個框，哪里需要往哪里裝，充分體現了舊瓶裝新酒的特點。

比如今年還有一個“收儲商品房”的財政政策，但資金從哪里來是一個問題，很多人認為最后還是要用納入專項債，但這很容易讓人想到當年棚改，老早就被禁止了。

所以這件事，一直沒有明確的說法，實際上是央地博弈，看誰先繃不起。直到之前財政部的發布會，這方面有松動的意思，被市場理解為利好，從中也體現出專項債的重要性。

不過，化債這件事太重要了，以至于為了化債而發債，可能是因為胡建人讀兩個詞都一樣吧，再放進專項債里就不合適了，所以另給了一個新名字——再融資債。

所以專項債現在又可以分為新增專項債和再融資專項債，后者就是專門用來化債的，也是近期最被關注的地方債。

再融資債是專門為了還舊債而借的新債，這就涉及到存量債務規模的管理，只控制增量是不夠的。

所以再融資債又可以分為兩種，一般再融資債和特殊再融資債，前者是為了歸還到期的一般地方債，存量不發生變化，而后者是為了歸還隱性債，包括城投債、財政擔保以及財政欠企業款項等等，所以它的前身叫“置換債”。

很明顯，特殊再融資債的債務存量是要增加的，那么，光控制新增額度就不行了，還要讓特殊再融資債在存量限額空間內進行，如果這個限額用完，對不起，你就要壓，這就是之前很多省份搞“砸鍋賣鐵辦”的原因，不惜賣資產去壓存量債務，否則就沒法發特殊再融資債，就沒法化債。

這么做當然是有道理的，15年第一輪化債，地方政府報多少給化多少，這就不公平了，不但是“愛哭的孩子有奶喝”，而且是“闖禍的孩子有糖吃”。

但懲罰不是目的，發展經濟還是要靠地方政府，化債也是釋放地方政府積極性的必要條件，所以帶頭將特殊再融資債的債務限額空間打開，就成了這一輪化債的關鍵，也成為財政政策的關鍵，這在財政部長的發布會上也提到了。

怎么樣，看完本文，再看這幾段話，是不是get到了當時沒有get到的東西？

所以我們再回到開頭的常識：債務不是洪水猛獸，現代政府的債務是剛性的，它的另一面是民生，是不可能下降的。

舉個極端的例子，上海北京廣東早在2021就宣布了隱債清零，但今年中央又給了這幾個地區限額空間，說明這幾年又有了，連這些最發達的地區都無法保證不新增新的隱性債，債務問題真是“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”。

把債務分得這么細，也是現代經濟復雜形勢的集中體現——

既要恪守財稅紀律，又要支持地方經濟，

既要受法律法規政策的約束，又要創新運用適應新形勢的要求，

既要經濟效益，又要發揮逆周期調節的政府作用，

既要解決歷史遺留問題，又要面對新的財稅壓力，

既要安全，又要發展……

可以說，債務，只有發展中才能控制；

發展，既是所有問題的根源，又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。

免責聲明：部分文字/圖片來自互聯網，如涉及版權問題，請及時聯系我們刪除